最近在看《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写于2013年，当时李光耀已经90岁，两年前他退出新加坡内阁，两年后，他与世长辞。作为有着“新加坡国父”之称的李光耀，是新加坡独立的开国元老，担任总理31年，后又留任内阁21年，无疑是新加坡历史上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

虽然新加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不可否认，新加坡的治理水平即便放眼全球来看，也是相当优秀的，当然，跟其国土面积小及人口少也不无关系。

作为一位历经世事，耄耋之年的智者，李光耀对新加坡人口政策的观点，同样值得中国借鉴。摘引如下：

第六章 新加坡：处在十字路口——人口政策

如果我现在还主政，我会把婴儿花红定为国人平均年薪的一倍，这笔花红足够应付孩子从诞生到至少进入小学的开销。但这会大幅度刺激生育率吗？并不会。在我看来，即使是巨额的金钱奖励，对生育率还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我还是会坚持推出丰厚的婴儿花红，为期至少一年，这纯粹为了证明我国的低生育率完全不关乎经济或财务因素，如生活费高涨，或政府没为家长提供足够援助等说法。生育率下降，是因为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已经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已经无法在奖励方面再多做些什么来鼓励国人生育，那就得实事求是，问问自己还有什么其他方案，才能制止这个社会在几代人时间内就渐渐消失。

1959年，我刚当上总理的第一年，新加坡共有6.2万个婴儿诞生。50年之后，情况完全逆转。居住人口翻上一倍多，但婴儿人数却骤降。2011年，只有39，654个婴儿诞生。平均生育率从80年代末的几乎2.0，下降到2010年的1.15新低，而人口替代水平应为2.1。每逢农历龙年，生育率总会小幅上涨，但纵观过去三轮龙年，分别是1988年、2000年、2012年，生育率增幅却是不断在缩小，与总体生育率下滑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无论以什么方式来划分我国人口结构，所得出的数字都在不断地缩小，哪一组人口都好，生育率都在下降。根据2012年的初步统计，华族总生育率是1.18，印族1.14，马来族1.69。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华族与印族人口会一代代减半，马来族人口则是代代缩减五分一。越来越多国人选择不结婚或晚婚，不生育或少生育。已婚妇女当中，年龄介于30岁至39岁的，子女平均数十年来从1.74降至1.48。40岁至49岁已婚妇女，子女平均数从原来的2.17降至1.99。

单身者则稳健上升，30岁至34岁的男性人口，多达45.6％单身。同龄的女性人口，32.3％单身。

以目前的生育率看来，如果不引进外来人口，年轻人口在一代人时间内将更难以承担人口老化所带来的负担。劳动人口相对于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会在一代人时间里，从2012年的5.9，缩减到2030年的2.1。也只有大熊猫在替代问题上跟我们陷入相同困境，但起码大熊猫不必担心有没有足够资源确保老熊猫得到妥善照顾。

有些人甚至非议，是政府在70年代大力推行“两个就够了”节育运动，才造成我国今日的困境。真是荒谬之极。生育问题并非我国独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放诸发达世界全一个样，从日本到欧洲皆是。一旦妇女受教育，有了平等的就业机会，她们就再也不把生儿育女照顾家庭视为首要任务。妇女要像男人一样充分发展事业，要更多闲暇时光，到处旅游看世界，不想受子女所牵绊负累。现在的妇女在经济上独立得多，对是否成家、要选择怎样的对象，有着全然不同的要求。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除非不再让妇女受教育，但是这么做根本毫无意义。

许多西方国家渐渐开始接受同居文化，或承认非婚生子女。这么做也许有助于改善生育率问题，也能为婴儿创造更大的空间。即使是亚洲社会，未婚妈妈也不再那么受歧视，实际上好些社会甚至为单亲妈妈提供额外帮助，这却在无意间有效地鼓励了不婚现象。新加坡在这方面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亚洲社会。虽然同居现象开始普遍，但是非婚者有子女的例子还属于少数，毕竟还是摆脱不了社会禁忌。如果社会规范改变了，生育率是可能有所提升的。但我预见社会规范在这方面的改变将会非常缓慢，而政府不可能反而走在人们前头。何况非婚生子女一旦增加，也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和挑战，就像其他有较多单亲家庭的社会一样。

新加坡人对引进外来人口的做法有着强烈反感，但政府几乎是在无计可施之下才出此下策的。处处见到长相、口音、行为举止与我们不太一样的人，自然会让人不自在。我也宁可多看熟悉的脸孔。但是，我们愿意生育吗？我们是要面对现实，认清引进新移民是个必须接受的现实；还是要任由新加坡持续萎缩、老化、失去活力？

我有七个孙子，全都是二十来岁，至今还没有一个成家。我想他们恐怕都要过了三十岁才结婚，但到了那个年龄也很难再多生育了。在他们同一代人当中，这样的选择相当普遍。很不幸，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周详盘算、自我人生观和世界观做决定，整个社会却也同时正向危险边缘渐行渐近。对新加坡来说，后果将非同小可。世界上可有任何国家在人口萎缩的同时还会继续繁荣兴盛？如果要我说出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我会说是人口问题。这个问题我无从解决，也早已放弃。我已经把这个工作移交给下一代领袖，也只能希望他们或未来的接班人最终能找到出路。

问：您认为目前的这一代领导人有办法解决人口问题吗？

答：这你得问他们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副总理张志贤提呈了人口白皮书，再多等几年吧，让白皮书付诸实行，再来看看那些措施是否奏效。你有什么想法也请告诉我们。如果实际可行，我们会把它纳入计划中。得从本质上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德国人也不生育，所以土耳其人进来接替了德国人的工作。亚洲四小龙，没有一个达到人口替代水平。只有美国人还好，但我想拉美裔生育得比白种人快。至于中国，推行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很快会发现独生子女得一人独自奉养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个老人，必定后悔莫及。

问：我们可否仿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模式，在幼童入学前给予广泛支援，例如提供托儿设施，以协助家中有年幼孩童家长减轻负担？

答：行不通的。我说过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作业模式就像部落族群，随时愿意相互分享资源。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向人民征收重税。即使为托儿服务提供大幅资助甚至全额资助，也很可能对生育率起不了任何作用。

问：另一个跟生育相关的课题是住房。有个说法是房价太高了，人们的收入有大半用来偿还房贷，养家糊口就更不容易。再加上现在的组屋也越建越小。

答：土地有限。就如我所说，这涉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多过于这些因素。过去，人们的生活环境更拥挤，却也生育更多孩子。

问：您可将组屋建到50层楼高。

答：许文远说的想必你读过了。这事由他掌管。他说过，会在接下来几年内解决问题。但并不是组屋越建越大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说，建高些；但是楼层越高，电梯也越贵，维修费、装置费都会增加。

问：我们必须想办法拉低成本。

答：不。我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家庭有更多小孩。房子更大更便宜，无疑大家很满意，可是到头来还是只会生一个小孩。问题在于生活方式。已婚夫妇至今还是无法自我替代。接近了，可还是达不到2.1的替代水平。而考虑到30岁出头的女性，三人中就有一人未婚，已婚夫妇其实生两个还不够，需要生三个宝宝，才足以补足单身男女的替代率。

问：在我看来，大部分单身人士其实都是想结婚的。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答：“不知什么”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过舒适的生活。这些人养得起自己，可以慢慢等待理想男人出现，这个男人最好赚得比自己多。如果这个理想男人不出现，她们就宁可不嫁。

问：目前接受试管授精可享有津贴。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增加人工受孕津贴，尤其因为现代人越来越迟婚，在生育方面会更需要最新医学技术来辅助？

答：这么做的话会有风险。可能引发各种复杂的状况，如增加多胞胎概率，高龄母亲，婴儿可能早产。也得注意求取平衡，我们可不想鼓励人们迟婚，让人误以为有了人工受孕术，也能解决生儿育女的问题。

问：假设移民浪潮有朝一日真的改变了新加坡社会，什么样的改变最让您忧心？

答：那得要看是哪些新移民。

问：如果大部分来自中国呢？

答：不是中国而已，而是中国的各个不同省市，在这里形成一个多语言社群。的确，他们都会说华语，但全来自不同背景，都必须调整自己融入新加坡社会。不过，一旦他们成为大多数，就或许会改变我们。

问：既然大多数新加坡华人都源自中国南方省份，我们可不可能也多引进南方人？这样是否行得通？其实有些人注意到，比如来自福建的移民吧，要比来自北方省份的移民更容易融入本地社会。

答：这不行，我们不可以凭省份引进移民。主要考量应是：融合度、对经济的贡献、资历。一代人之后，他们会改变的，他们的下一代会成为新加坡人。我们要的是资质才能最优秀的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或广东人。

问：移民政策也影响了本地的种族结构。

答：是的。我们也很努力地在维持种族结构平衡。毕竟大家长久以来都能互相包容、融洽相处，而一旦任何一个族群忽然涌来大量新移民，影响了原有的结构平衡，麻烦就来了。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浮现了，印族人数正渐渐追上马来族。光是公民人数还不至于，但连永久居民算在内的话就几乎赶上了，原因是我们引进许多高端资讯科技人才，本地共有四所印度人学校。这个现象确实让人不安。

问：印度族人数会不会有一天超越马来族？

答：不会，绝对不会。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