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10月29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2016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就中国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流动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的收支平衡由过去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双顺差转变为了现在的经济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情况。

针对这一现状，结合当下国内资本外流现象，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给出了本次线上讨论的议题：“中国国际收支从过去的双顺差，到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今后有没有可能演化为双逆差？这些变化与中国产业竞争力变化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政策究竟应该怎么办？”，并引导群内专家、学者们进行了讨论。本期的推文我们整理了来自政、企、学、研各界专家、学者的观点供大家交流，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或是希望对文中作者的观点进行补充、评价，都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哦。


从双顺差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原因及其影响

刘志彪：分析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和趋势，其实可以直接分析引起当今中国资本外流、资本项目逆差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角度：

一是发展阶段决定论：认为对外投资增加、资本项目逆差与人均GNP水平呈现直接的关系；

二是比较资产的报酬率：如果国内资产报酬率高于国外，资本项目就呈现为顺差，否则就是逆差；

三是人均收入上升后的消费水平决定，对国外商品、服务需求的增加，如国外的教育、旅游等需求直线上升；

四是资本套利决定，预期国内人民币升值，热钱便会大幅度流入，而预期贬值就会流出；

五是预期国内投资环境恶化、产业竞争力降低，外资流入减少，同时内资向海外转移增加；

六是资本出于种种原因发生外逃；

七是为了化解产能过剩，配合增加出口战略，有意识贬值本币、加速了资本外流；

八是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形成自我强化的预期效应，现阶段60万亿人民币储蓄，如果有1/5要换成美元流出去，我们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就没有了。

其实，人民币现阶段不存在长期大幅度贬值的基础。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降低了许多，但是在全球还是属于高速的，有回旋余地、有后劲，这是人民币不会大幅度贬值的基础；二是纳入SDR后，国外的中央银行需按其外汇储备的10.92%配置人民币资产，估计大约有7-8万亿人民币的需求；三是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逐步国际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可能有直接使用人民币的需求。这些因素都会抵制人民币贬值甚至可能推动其升值。

张建华：资本外流的可能原因：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利润空间窄，不愿意再投；新兴产业充满不确定，多数资金不敢投；房地产投资受限；由于经济增长的前景不确定，也不进入股市。目前看，政府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新兴产业，缺少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政策支持。

刘建森：资本外流的原因分析：1、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低迷，中国资本寻求兼并收购的扩张之路，如对欧洲企业的收购，这些动辄几亿欧元的收购，对于资本流出的影响较大。2、除收购兼并之外，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意愿强烈，在全球寻找具有价值投资的项目，如房地产、酒店等；3、中国经济降速，市场预期由强变弱，在华外资企业抽调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等地；4、中产阶级的海外投资移民、海外旅游、海外采购（代购）、也可为涓涓细流，可成江海。5、外资投资减速、外贸出口失速，外汇收入增长乏力，也凸显了资本外流的程度。

林乐芬：一带一路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导致资本外流、资本项目逆差是主要因素之一。

邵军：前些天考察一个企业，它在八十年代是乡镇企业，九十年代改制成民营企业，前几年几十亿卖给外资企业（行业老大）改外籍。一笔钱在瑞士托管，一部分以外资形式回老家再投资一个新企业，转型升级还换了籍。外资在撤资，民资变外资——中企并购外企钱出去了，外企并购中企钱也出去了。

孙军：经常项目顺差表明我国人民币并没有被明显高估太多，而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表明可能表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经常项目在将来可能会转负，我国传统产业竞争力减弱，越南、印度等崛起明显，因此人民币有预期贬值倾向；二是虽然人民币没有被明显高估，但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租金房价比过低，弱化了资产的价值，而可投资的渠道并不多，导致资金外逃，寻求稳定现金流、低价投资标的物（可参见李嘉诚）；三是大量产能过剩背景下，中国也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虽然其中夹杂着资本外逃，但不能否认这其中的必然性。

从产业层面看，进口项中我国竞争力低的行业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从出口项来看，虽然我国制造业提升水平相对较快，但仍处于低端，而且还有印度越南等国的竞争和产业外移。再加上人民币贬值预期，资本也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因此出现双逆差属于正常。但若反过来，低端产业竞争力一直存在或者消失的速度很慢，而制造业升级（像华为在发达国家德国发布mate9，价格超高）和现代服务业持续提升的话，长期来看，经常项目顺差仍会持续。这其中的关键仍是改革和取消相关行业的进入壁垒。

宋凌炎：我以制造业谈谈资本外流的原因：1、国内劳动力成本（工资+社保+劳动法工伤过分保护）与东南亚及非洲国家差别太大，很多企业工厂转移，转移的同时带动贸易转移，导致中国外贸出口下降；2、美国、欧洲国家多年前走的产业转出到落后国家，近几年发现制造业才是经济根本，因为制造业的人会带动服务业及消费（美国的官员说的），从2015年开始已经转变思维，变成加大力度招商引资，各种优惠政策，加上中国正在去产能化的推动，资金猛流出到国外投资；3、股票市场机制的不确定因素，机构对股市的投资恐慌心理；4、国家提倡设备智能化升级改造，有些地方的条款之前规定所有设备不许改造框死企业，逼着企业另寻出路。

刘晓昶：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1、人民币贬值。（1）国内经济增速下降，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出现贬值压力。自2007年GDP达到最高14.4%的增速以后出现逐步回落，目前GDP增速回落至6.70%。（2）货币超发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2008年底四万亿投资以后，货币一度超发，广义货币量M2同比增速最高达到29.74%。截止2016年9月M2达到151.636万亿元，是2008年11月“四万亿”投资前45.86万亿元的3.3倍。与此同时，2016年第三季度GDP则是2008年第四季度的1.65倍。货币量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中国为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允许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人民币贬值背景下，理性投资者具有加大海外资产配置、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包括购买海外房产、海外企业收购、购买海外保险、基金、理财产品等。

2、国内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传统出口制造业通过参加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微薄的利润。但是投资环境逐步发生转变，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包括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隐性成本）、土地成本和房价不断提高、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对传统出口制造行业造成较大打击。从2005年7月-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8.1附近逐步升值到6.8附近；2010年6月-2014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8附近逐步升值到6.1附近。这两个主要升值阶段，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在20%以上。如果考虑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的因素，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升值幅度更大。这对依靠微薄毛利生存的传统出口制造行业是较为沉重的打击。对于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外资企业，考虑到上述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也有将工厂转移至东南亚寻求更低成本的必要。

王宇：经常项目顺差，浅显的说，我认为就是一国出口资源、产品或者服务来换取外汇资本。经常项目逆差，就是自己拿钱去国外其他国家来买资源、产品和服务。我国早期的经常项目顺差，本质的原因是由于我国低端产业竞争力很强，通过加工贸易，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来发展经济。但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加之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低端产业的竞争力大不如前，同时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尚未形成，我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很有可能经常项目的顺差会持续下降，除非制造业的竞争力再一次上升，那也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转型部分成功。

至于资本项目的逆差，其实有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解释：从好的一面来看，是由于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政府也鼓励企业进行向外投资，同时人民富裕了之后大量出国旅行也需要大量换汇。与此同时，趁着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危机，一些技术领先的优势产业中部分企业经营困苦，我国很多企业财大气粗，用资本来买技术也成为一种非常时髦的行为。我个人觉得能用钱买到的技术都是非常划算的，这种行为应该鼓励，而且这种窗口期的机会说实话也不多。如果由于这种原因带来的资本外流就应该淡定。但是从坏的一面来说，那就比较可怕了，由于经济发展前景悲观，很多企业家，尤其是民企选择资本外逃。因此如果是这种原因资本项目持续逆差扩大，就必然会危及我国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很有可能会导致经常项目也出现逆差并持续扩大。但是我个人觉得好的方面可能不是主要原因，毕竟领先的技术不是那么容易买的到的，并且我国企业资本出海经验不足，还在持续的交学费，并且总体来看即使是出于企业的生产和研发布局选择海外投资，但是投资带来的好处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被本国获得，反而是大多外溢给了当地。

夏网生：（1）目前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对经常项目顺差、项本项目逆差有影响。更加鼓励出口和对外投资，甚至出口方面的政策力度更大，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2）FDI的内涵近两年发生了较大变化。服务业投资比例已超过制造业，服务业投资一般轻资产多，根植性也差，相对制造业更易外逃！另外近两年出台引进总部经济，包括销售中心（开票中心）、研发机构的政策，也使引资规模下降，相对也比一般制造业更易转移。

所以引资政策的导向还应聚焦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引进脱离制造环节的生产服务业是不够稳定的！

方向阳：就在两三年之前，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理由是中国对美经常项目（主要是货物贸易）顺差过大，当时我们的主要说辞：一是贸易统计数据有问题，特别是通过香港转口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以及与避税天堂贸易部分计算的问题；二是价值链上的地位问题，所谓的美国人带走了利润和税收，给中国留下了GDP和污染，特别是中国为促进出口，出口退税规模过大，代价沉重，而美国的消费者享受了好处；三是说美国搞技术封锁，我们想要的美国人不给。近几年，促进商品出口的政策面因素如汇率税率等变化不是太大，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到逆差的变化只能是国际市场的萎缩、中国进口的扩大以及服务贸易的逆差增加。

黄繁华：从理论上讲，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互补关系，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所折射的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总体格局的变化，所反映的是一国开始从商品输出向产能输出、资本输出的转换。这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规律。不过从我国具体实践看，近期出现的资本项目逆差，可能更主要与我国鼓励对外投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国内经济低迷、居民购汇用汇增多等因素直接有关；而经常项目顺差变化，也与目前世界经济格局、我国经济特征以及我国采取的特定贸易措施有关。换言之，我国近期出现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因此，我国一方面应看到其中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应根据经济发展基本规律，从中找出差距和问题，加快有关制度的完善和产业的发展。可以设想，若有关制度安排改进和有关产业发展一直不到位的话，出现国际收支的双逆差，也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当前因我国服务业改革和发展严重滞后，虽然实施了种种保护政策，但近年来服务贸易逆差依旧大幅上升，从而对经常项目顺差构成较大挑战；国内经济若持续低迷、投资市场不完善，势必也将扩大资本项目的逆差。当然，在国际上若一国国际收支严重恶化，政府往往会采用措施进行干预和管制的。

吴福象：经常项目顺差缩小，与出口收缩有关；资本项目逆差扩大，与对外投资和热钱加速流出有关。尤其是热钱流出方面，改革开发初，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很多是借道，或是通过地下暗道进来的，官方统计口径数据远少于实际流入。当前逆向流动时，原本没统计到的热钱流出，势必会大大超过官方预期和监测值。

崔卫东：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有两种类型：一是研发设计型，比如，服装和消费电子；二是先进装备型，比如化纤和半导体材料。提高研发设计型产业竞争力，需要大量进口高技术服务。提高高端装备型产业竞争力，需要大量进口先进生产线装备。这两种行为，都会反映到经常项目进口数据上。

张月友：我认为有内生平衡机制：产业竞争力下降→预期人民币贬值→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资本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逆差→弥补国内技术短板→提升产业竞争力→预期人民币升值→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资本项目顺差。

施康：人民币的贬值实际上就是流动性对美元这个“Safe Asset”的追逐。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和人民币贬值是同向，但从吸收流动性、规避风险的角度上，两者又是相互替换。这个替换度取决于资本管制和市场预期，是可以管理的。另外，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看到实际汇率升值与经常项目顺差，那是因为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但不论是顺差还是逆差，其实都所谓，落脚点应该在产业竞争力。

闫浩：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超过引进外资，资本项目出现逆差。外资进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反应中国（东亚）制造业成本优势在弱化。这也是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追求的目标。我国对外投资增加，一方面是输出过剩产能的需要，同时也是通过收购西方高科技企业，打破西方技术封锁的需要，这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美国一直阻挠，德国现在也对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感到恐惧了，政府在踩刹车。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鼓励在国内的投资。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领域没有完全对外资开放；另一方面，国内的某些垄断产业没有完全对民资开放。这也是加速资本项目逆差的原因。


顺、逆差变化及其与中国产业竞争力变化的互动关系

刘志彪：顺差、逆差是我们讨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宏观背景，对它不应有好坏判断。抽象地研究两个项目的顺差、逆差以及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是没有意义的，需要结合中国特殊的情况才有价值。如：过去双顺差，是因为吸收FDI进行低端的国际代工，一方面带来生产的低端制造环节，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和出口。

现在资本项目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吸收FDI环境的恶化，以及民企对未来国内发展前景不看好。虽然我们无法区别流出去的资本多少属于逃出的，但资本大幅度流出、外资流入减少，确实反映了国内投资回报率在降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风险值得政策制定者深思。

龚晓峰：过去的顺差不一定是好事，现在的逆差对于我国来说未必是坏事。过去的顺差是因为外资利用了我国的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的优势以及政策上的优惠，但我们并没有从中掌握核心技术以及控制全产业链，因此过去的顺差未必是一件好事。而现在，例如钢铁行业，现在我们缺的是钢铁生加工，这一块的下游很重要，需要延生产业链、整合上下游、提高附加值、迈向中高端。用钢大户例如家电、船舶、核电等，都需要高层次的外资引进，尤其是高层次的技术和产品引进，而在转型升级、调结构的过程中，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是非常必要的，由此产生的逆差也未必是坏事。

孙国民：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顺逆差变化与中国产业竞争力变化之间的关系:（1）从外贸出口情况看，占比高的主要是轻纺产品，反映的是我国该类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人口红利优势，是一种初级产品优势，而非科技竞争优势；其次是电话、手机等产品的出口，可视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后，出口产品的转型升级，这些产品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可视为中国产业获得了初步的人才红利，但这种人才红利模式依然伴随着中国式的组装模式而形成的，依然缺乏核心竞争力，与美国输入到中国乃至世界的苹果手机有很大差距，启示我国外贸经常项目要想扩大顺差，就必须为世界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

今后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国企业的国际表现，即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特别是逆差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产业（企业）竞争力还没有形成，就可能会产生产业安全甚至经济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的外汇要用在哪里？（1）用于换取或者获得战略资源、战略技术和产业核心技术上，比如航空航天领域的心脏-发动机、航母技术、先进的战机、战舰、潜艇、石油等。（2）用于海外并购获取先进技术、海外市场等，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3）基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环境、国际战略稳定上的支出等。（4）用于改革国际金融秩序，比如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分额、成立亚投行等。（5）用于国际投资，包括实体产业投资、金融投资、基于外汇保值增值的债权投资等。（6）用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四大目标。

刘晓昶：从最新发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目前造成资本项目逆差两大最重要因素：一是外汇储备下降，今年前三季度为减少2992亿美元；二是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今年前三季度为780亿美元。

我国目前经常项目虽然保持顺差，但是经常项目顺差的内涵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从出口企业获得外汇收入端来看（贷方），2005-2014年的两次主要升值已经打击了众多出口企业，我国依靠商品贸易获得的外汇收入增长有限。而从外汇支出端来看（借方），我国主要进口商品是大宗商品，按进口金额大小，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商品依次有：原油（占进口金额比例7.30%）、农产品（7.20%）、铁矿石（3.58%）、初级形状塑料（2.62%）、未锻造铜（1.73%）、飞机（1.34%）、大豆等。其中原油、铁矿石、未锻造铜这些大宗商品进口比例合计为12.61%。在历史最高时期2011年末，这些大宗商品占进口金额比例合计曾达到19.84%。近年来上述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下跌幅度约50%），节省了许多外汇支出。未来大宗商品价格一旦反转，则中国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难度很大。简单测算，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747亿美元，假设大宗商品价格回归到前几年高位，则前三季度需要增加外汇支出1438亿美元，可以将目前经常账户顺差消解掉82%。

中国对原油、铜是刚需，对国际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有另外的影响因素，比如美元走弱就会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等，甚至有些大宗商品价格是被操控的，这些都需要防范。农产品也需特别关注，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比例不断增大，从07年末的4.29%，现在已经逐步上升至7.20%，仅次于原油7.30%。农产品进口有进一步上升、成为第一进口商品的趋势，对经常项目账户是顺差还是逆差的影响很大。前面测算的三种大宗商品(原油、铁矿石、铜)价格反转将消解82%经常账户顺差的情况还未考虑农产品呢！我国有着几亿农民，农产品进口却正在逐步成为刚需，值得深思。近几年国际农产品价格较低，我国大规模进口农产品进行充分利用，对国内土地休养生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8亿耕地的红线需要坚持。

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端来看（贷方），按出口金额大小，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商品依次有：服装（占出口金额比例6.33%）、自动数据处理设备（5.13%）、无线电话（4.88%）、纺织纱线（4.80%）、电话机（3.40%）、农产品（2.89%）、集成电路（2.69%）、钢材（2.31%）、鞋类（2.30%）、家具（2.23%）等。服装、纺织纱线、鞋帽这三类商品依然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板块，这一板块在出口金额在2014年达到最高3490.95亿美元，随后开始滑落，2016年前三季度是2063.87亿美元。这一板块占出口金额的比例逐年下滑，在2005年为17.59%，2016年前三季度是13.43%。与之相反，近年来无线电话、电话机、家具的出口比例则在稳步上升，从2005年为4.48 %上升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10.50%。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明显变化。

对比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现，出口取得的外汇资金流入可能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但是进口方面，对于原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的刚需，会使我国外汇支出的不确定性加大。如果出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情况，则我国经常项目中的商品贸易可能转为持平或者逆差。

对于经常项目的服务贸易方面，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常项目服务贸易逆差183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旅行逆差1684亿美元、运输逆差292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173亿美元、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逆差60亿美元等。旅行逆差、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等短期内很难扭转，未来几年这些服务贸易逆差可能继续存在。通过上述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明细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常项目中商品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虽然经常项目总体保持顺差，但经常项目中的细项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有可能使我国的经常项目转为持平甚或逆差。

核心强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逆差的前提是，要么该国家底厚实、储备资产多(含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等)，要么其他国家愿意接受其作为全球货币，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一个国家如果家底不厚、又不是全球货币，很难做到持续的双逆差。

史先诚：个人判断：商品贸易也会逆差。刘晓昶已经详细的进行了分析，我再补充一点：以农产品进口看，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存在档次质量差异，除正常进口奶粉、牛羊肉、橄榄油、水果等农产品外，还有大量走私品。因对境内食品质量的担心，中高收入阶层的替代品进口和多元化消费进口会增长迅速。

一带一路鼓励走出去、避险流出、高收入阶层和企业家转移等，使得资本项目流出增加。同时，FDI投资吸引力下降（流出返程的不算），逆差管理估计会成为常态，这对以技术创新为方向的产业政策实质并无影响，难点应在宏观国际调控。

张慕濒：谈一点思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关系理论上一直被认为是互补的，但中国经济改革背景下的加工贸易+制度红利带来的资本投资率上升打破了传统关系，造成双顺差。资本流入的目标是获得远期利润和利息收益，在它流入很多的时候必然挤占国内资金对于优质项目的机会，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转型？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同意刘晓昶的看法）导致资本流出，而经常项目顺差依旧，如果资本项目逆差是由于进口设备变多，那未来肯定有利于产业转型，说明我们可以摆脱加工贸易为纲了。但刘晓昶的分析数据表明资本外逃是主因，而出口大户依然是那几个行业。这是否说明我们的产业链向高端迈进并未达到效果？只是因为出口份额实在太大目前东南亚等地并未形成有效抗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持续下去，资本外流后国内资本既找不到优质标的（资产荒），又出于各种考虑将资金兑换成美元输出，那么国内的产业升级还怎么完成呢？等其他地区完全取代了中国的制造业地位，再加上资产荒继续蔓延，预计下一步就是双逆差。

我觉得还需要对出口进口的结构、资本流入流出的结构、经常项目净额和资本项目净额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关系做数据分析。关于资本流出，现在确实各行业都在并购国外技术或企业，占比和外逃相比有多少？也是关键。如果逆差是来源于并购和进口设备，那就是产业竞争力提高的前奏啊！结论就完全相反了。

刘根荣：中国由双顺差演变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之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有历史性的标志意义，它表明中国正经历强劲的对外投资，中国正成为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纵观美日发达经济体不也同样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所以，窃以为，资本项目逆差并非外资悄悄撤离的悲剧，而是中国向外资本扩张的信号！

当中国成为一个比美国更大的消费型国家时，中国国际贸易必然也将出现逆差。资本项目逆差先于经常项目逆差出现，这种时序是正常的、健康的，也是必然的。中国既要成为资本输出大国，又要成为内需驱动型的消费大国，在不远的未来，出现双逆差的现象也不足惊讶！


鲁明泓：

上面的简图基于如下假设：某国只有一种产业，该产业的企业已经证券化（已经上市，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可以购买其股票）。该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决定了国际间接投资的流向。本币的升贬也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流向。中国目前处于贸易顺差和对外投资阶段。

上述简图没有考虑本币升贬、产业投资收益率、国际间接投资对产业演化的影响，也没有考虑这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产业处于领先地位，即位于对外投资和进口产品阶段，整个国家就可能出现双逆差。现在的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就是例子。对这些国家而言，它们最需要的是发展新的产业，重走一遍上述过程，会有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来冲抵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如果它们长期（不是短期）不能发展出新的产业，就会落入“高收入陷阱”（借鉴中等收入陷阱，我杜撰的一个名词）。意大利、法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中国香港等都是例子。韩国、台湾地区等都有可能。

总的来说，产业的演化过程导致了贸易顺（逆）差和资本顺（逆）差。双逆差是领先产业国家的一种自然状态，甚至是最发达国家的状态。但是，长期不能做到产业创新和升级，以及产生新的产业，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都会落入高收入陷阱。因此，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和根本所在。

陈建军：有关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双逆差的事情，我想应该不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的外向经济发展，就其内在逻辑来讲，实际上是个大号的日本模式或东亚模式——即通过加入国际产业链，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在国际分工链中中国基本上被定位于制造环节，中国通过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和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产业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实现贸易顺差是这种模式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趋近发达国家，中国也像当年的日本那样，从资本进口国转化为资本出口国，从双顺差走向单顺差，只要人民币不是基轴货币，中国依然在国际分工链中的制造业环节中占有优势地位，那么实现贸易的顺差应该不是问题。就像现在的日本，尽管日元一再升值，也没有影响日本的贸易顺差地位，除非发生产业升级的重大挫折，即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可控制的状况，使得我们的制造业向中高端的升级成为不可能、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又被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所替代、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也沒有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但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出现不会是大概率的，一国经济的前景，在无重大历史转折亊件出现的情况下，作趋势外推的判断是科学的，尽管我们有很多问题，但实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不容易，中国三十年来发展历史使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今后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突然遭受重大挫折。

王洪亮：个人认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应该相对于双顺差是一种更好的状态。经常项目顺差反应出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资本项目逆差可能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外资净流入下降、以及我们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投资有关。当然如果资本项目逆差过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就会增加。

冉玉红：中国国际收支从过去的双顺差，到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口红利还没有消失（非洲人不但文化低而且懒惰，我们周边的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相对中国开放较晚，欧美靠创先和科技领先，我们中国人靠勤劳没有反抗精神，所以存在人口红利），于是能提供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纺织类等低附加值产品），大量工程类低劳务输出，以及稀缺的铁矿石等稀缺资源。另外：由于我国税负较重，以及房价奇高等因素，造成国内实体经济越来越差，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将逐步减弱，货币不断超发，因此，资本需要保值增值，却没有合适的投向，许多不确定因素也使得我国大量资本寻求海外投资增值的需要，加上美元升值的预期，以及腐败资金避险等因素，导致资本项目逆差。我认为将来完全有可能演化为双逆差！

叶蓁：现在的OFDI已经超FDI了，从国际历史比较看，这个过程应该是竞争力比较好的时期，如八十年代日本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那个时期，美、日的对外投资（产业转移）大部分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现在我们的OFDI是否是基于比较优势，不好说，倒是可以看到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国企），帮别的国家补短板。过去我们承接别人的转移，缺乏产业技术优势方面的积累，倒是积累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现在OFDI出去的和当年日本他们的OFDI结构可能出现明显的不一致，从这个角度可以观察刘老师说的资本逆差和竞争力关系，个人愚见。

应对策略

孙国民：经常项目顺差有贸易的支撑，监管起来相对难度要小，看是否存在真实贸易等。资本项目就要复杂多，监管难度也大。目前，我国用中低附加值的产品换取国家经济实力提升的战略机遇期，并通过巨额的外汇储备逐渐升级技术，同时也通过市场换技术这样的战略，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仅仅获得了国际价值链中的中低端收益，经济体量大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因此可以从创新入手获得外贸顺差套利，即外贸产品的创新套利。

美国的经常项目老是逆差，美国人经常拿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说事。事实上美元的国际化地位，使得美国不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来获利或者维持发展，而需要在资本项目上有所作为。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跨国公司多，企业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在世界各国挣钱并不断滚动投资获利，获利以后又伺机流回本国或者他国。（2）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获取铸币税的形式获利，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做到的国家，也是中国进入SDR以后的终极目标，但目前难以实现，最终还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表现，这种表现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估计5%的增速至少要维持10-20年以上，人民币国际化红利才会逐步显现出来。（3）美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化，比如美元加息会恶化我国资本项目。同时，美国的货币政策也会影响到国际汇率，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外汇储备。（4）美国金融投资行业发达，投资机构众多，国际投行更是了得，投资大亨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搞垮一个中等体量的经济体。

对照美国资本项目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就清楚了：

一是要通过走出去兼并收购，通过市场竞争构建一批中国国家队级别的跨过公司。

二是依托“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国际化过程中，切莫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实现自由兑换，需要管控有度、有力。

三是逐步扩大中国货币政策的世界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同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有关，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进程有关。乐观估计，中国要逐步形成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影响世界的货币金融政策。

四是发展中国的金融投资业，特别是要建立世界级的投行、机构投资者等，要在世界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有所作为。

孙军：长期来看，中国转型升级主要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德日，前者表现为以强大军事为先导，以美元独大为支撑，以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现代化的服务业为基础，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由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竞争力太强，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美国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优势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的逆差，但美元的强大保证了游戏的顺利进行；后者的典型表现就是制造业立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获取竞争优势，持续贸易顺差，但其货币不足以成为结算货币。

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首先，制造业是中国的基础，也是下一步中国能够有强大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能够形成贸易顺差。其次，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鼓励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直接投资，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

总结而言：一是要努力驱动制造业升级；二是做强现代服务业，逐步放开对于各类服务业的管制，吸引资本流入，通过这两者提升贸易顺差水平和质量、降低服务业逆差；三是逐步让人民币沿一带一路走出去成为国际结算货币，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动市场化，其中一个锚，短期应反向盯住房价走势，不能仅盯住货币篮子；四是要大力发展以股票、债券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推进注册制，推动创新。

宋凌炎：我认为去产能要适度，毕竟中国制造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迅猛发展时期起到了一定作用，智能制造是目标，但是需要一定时期的过程，就目前中国而言，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很希望中国制造转移去投资，就国内而言，贫困地区还很多，贫困地区也很羡慕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因此可以让一些产业转移到国内欠发达地区。

刘晓昶：如果出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双逆差，对外汇储备的消耗将是快速而巨大的，也是我们国家所不能容忍的。未雨绸缪，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应对：

1、人民币汇率问题。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经过1年多的贬值，目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6.75附近，大家对于未来人民币汇率是继续干预还是放任自由浮动的问题，争议很大。个人认为，在保持充足外汇储备的前提下，可继续坚持人民币目前盯住一篮子货币的策略，在异常大幅波动时适度干预，保持稳定或相对有利的汇率环境。

2、加快新出口产业竞争力的培育与支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在商品贸易方面继续争取外汇流入。对进口和进口替代产业进行梳理，降低不必要的进口，提高进口替代产业的快速补缺能力。通过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保持商品贸易的顺差格局。

3、资本和金融账户，一方面，管理层可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进行隐形资本管制，对进出口企业结汇情况加大申报检查力度，打击地下钱庄等堵住资本外流漏洞。另一方面，继续鼓励放开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金融证券投资，引导国际资金有序流入。

4、国际投资资金的流动，需要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化、利率变化及中外货币利差。减缓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归根结底需要中国经济实质性增长、国力增强、投资环境改善，可在这些方向做出种种努力。

5、利率方面，考虑到欧洲等复苏进展缓慢、美国竞选增加了不确定性，美国的12月加息有可能放慢，美元也短期走弱。考虑到目前我国M2基数已经很大，但经济增长需要适度货币，我国的货币政策可以坚持中性原则，利率以偏软为佳。

6、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是人民币立足国际的基础，不容有失。人民币在加入SDR后，国际化进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此时此刻，人民币国际化不必急于求成。做实人民币基础，稳扎稳打，选择恰当时机（经济实力上升期）进一步推广人民币是未来较为明智的做法。

谈镇：资本外流有资本输出的必然性，但还有以下几个原因：（1）预期比较悲观，市场化改革推进缓慢，垄断领域开放滞后，制造业实体经济不景气，私有财产安全感等；（2）人民币贬值，美联储加息，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长期低迷；（3）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开放不够，教育、卫生、生态和民主化等引发智力外流和资本外流。

双顺差变为一顺一逆，原因在于外资撤出和收益汇出，以及国内企业和居民全球资产配置，使得资本项目由顺转逆。如果不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不排除国际收支进一步演化为双逆差。这些变化与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创新竞争优势薄弱密切相关，也与人民币汇率和国内通胀预期相关。在政策应对上，一要降成本，二要优环境，三要换动力，四要活汇率，五要稳货币。

吴皆宜：资本外逃并不是无迹可寻的。资本外逃者一般都是富有的权贵者，由于资金来源不明或稅赋原因，唯有想方设法通过非正统渠道把资金转移到境外。他们可以通过地下钱庄，或是由海陆空运出现金，前者属于金融监管，后者是关口管制的问题。这是出逃前的第一关卡。第二是外逃资金必须有一个国外能接纳或转换的资金池，才能完成资本外逃的程序。实际上，可直接定性此类资金池的行为是替外逃资金洗黑钱。一般这类国家都会大力反驳他们的行为并非洗黑钱。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在新加坡的外逃资金数量达几百亿美金。在2006年，曾经有位经济学家在其公司以内部电邮诉说新加坡是个洗黑钱的国家。不久，此经济学家就卷铺盖走人。到了2015年初，印度尼西亚总统在国会公开提出给予税收特赦令好让该国资金外逃者在规定时间内把资金汇回印度尼西亚。至此，新加坡接纳非法资金的金融地位也不攻自破了。企业高税赋的调整，才是阻止资本外逃又能增加税收的最佳方法。从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企业高税赋是促使企业尽量把利润外逃的诱因。高税赋让企业不愿如实呈报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引入了贪腐因子。降低税赋，建立标准会计准则如企业消费使用上限等计算方式与严格审计制度是阻止资本外逃的长期做法。经验了解，在高税赋的国家里都存在资本外逃现象。只有在降低高税赋前提下，同时建立健全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和严格的会计与审计专业资格考核，以及对专业人士和税务人员的惩罚制度才能大幅度的阻止资本外逃。国家应该全力培养上述人才。实际上，任何对外投资项目都存在资本外逃因子。有些更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国家缺乏跨国审计与税务专业人才来审核这类对外投资项目。

杜运苏：中国很多中低端产业竞争力确实在下降，而且逆转很难，经常项目顺差虽然已持续一段时间，但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更多要在资本与金融账户做文章。除了打击非法资本外逃，我还有以下几个看法：（1）调整“走出去”战略，跨国并购主要注重战略性技术，一般的并购要减少；（2）资本外流反映的是内外形势的变化，要减少国内企业产业转移，关键还是切实降低企业税费；（3）加入SDR后资本流动会有新情况，境外人民币达到一定量的时候，离岸汇率波动会更大。

沈凯玲：我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体量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这意味着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可能仅仅针对发达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端产品上与发达经济体竞争（这时我们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劣势是资本密集型技术），也需要针对发展经济体，在适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上有所作为（这时候我们的优势是适用这个市场的技术，而不是劳动力成本）。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大国，我们的策略必然与小经济体不同。